为开国大典绘制毛泽东画像的画家周令钊夫妇
在几十年的美术生涯中，周令钊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新中国的第一张海报《复活》，上世纪50年代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的风景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五四运动》历史油画、巨幅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文化大革命”后为重建武汉黄鹤楼而创作的彩陶壁画、深圳“锦绣中华”的总体设计……令人称奇的是，他还多次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结下了不解之缘……
开国大典前夫妇携手绘制毛泽东画像
周令钊，1919年5月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受当图画教员的母亲影响，他从小就爱好美术。因军阀战乱，周令钊后来随家人迁居长沙。大革命期间，学校门口挂上了美术老师汪仲琼先生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肖像，这让周令钊很受启发。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到20岁的周令钊就参加了湖南省抗敌画会、广州八一三歌咏队的救亡工作。后来他又参加抗敌演剧第五队和新中国剧社，从事舞台美术设计，画抗日宣传画，在广西、云南一带宣传抗战。
10多年革命风雨的磨炼使周令钊厚积薄发。1948年春,他在演剧四队冯法祀先生的推荐下，应徐悲鸿先生聘请，到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担任讲师,培养了一批批学有专长的美术人才。
早在迎接北平解放时，他就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带领学生们画宣传画、写标语，布置会场。他才思敏捷，成了美院有名的“快手”——构思快、动手快、画得好。
1949年4月初，国共和谈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事前，周令钊接受了上级交给的布置会场的任务。经过现场考察，他利用会场里的八根柱子，分别写上和谈的八项条件，并各挂一个用木板制作的象征和平的鸽子。他特别选择了著名摄影家吴印箴拍摄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照片作为蓝本，画了第一张毛泽东像，悬挂在主席台上方。这张画像约一个门面大，背景为红色，画中毛泽东头戴八角帽，领子略敞开，面带微笑。这独具匠心的布置，把会场的气氛营造得平和而热烈，受到与会领导的称赞，说他设计布置得很好，尤其是毛泽东画像画得好。
有了这次上佳“表现”，接着而来的为开国大典画毛泽东像的光荣任务便“非他莫属”了。
接到任务后，30岁的周令钊便带着助手、他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陈若菊来到天安门，在城楼上的大殿外搭起了脚手架，开始了工作。考虑到毛泽东的性格、风度和诗人气质，而且又是刚刚解放，领袖脸上应当充满了胜利者的微笑……于是，周令钊依旧选取北平和谈时用过的那张毛泽东戴八角帽的照片，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来完成这件非同一般的作品。要把小照片画成巨幅画像，必须一次次放格、打素描。尺寸不够时，他便和陈若菊专门做了一个粉线袋，两人一边拿一头，像木匠那样弹线、打格子。每天天刚亮，周令钊和陈若菊便带着干粮登上天安门城楼开始作画，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直到天黑看不见时才停笔。晚上躺下后还在“打腹稿”。周令钊主要是画眼睛、鼻子等关键部位，而陈若菊则手提小油桶，往灰色军装上大块大块地涂抹油彩。就这样连续两个星期，他俩每天一次又一次地爬上爬下，仔细和照片对照检查，改了又改，一丝不苟。
9月30日，一幅栩栩如生的毛主席像终于画成了。
时任北平市长的聂荣臻特地来看，他对画像上毛泽东的神态和表情比较满意，但指出开国大典是个庄重的时刻，领子还是扣起来为好。周令钊立即动手进行修改。改好后已是深夜，回去刚躺下，又被人叫起，说上级领导研究后决定将毛主席像下面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小字去掉，于是，他又火速赶到天安门。此时，画像已经挂上了城楼，聚光灯也打开了，下面还留着架子等着周令钊来修改。他赶紧一手拎着颜料桶，一手拿着画笔爬上去，把那5个小字抹去，然后补上与衣服同色的颜料。由于画太大，梯子又小，他只能一点一点地涂抹，上上下下如此反复很多次，直至看上去“天衣无缝”为止。
10月1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领导登上了天安门，他就站立在画像的正上方。参加开国大典的周令钊和陈若菊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他们亲眼看见毛泽东主席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亲耳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看到出自自己之手的毛主席画像挂在天安门城墙上时，心中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可惜的是当时没有照相机，连一张工作照都没能留下来。”这成了周令钊最大的遗憾。
“国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只是参加了部分设计工作。”
对于周令钊来说，把他与新中国联系起来的，不仅是画毛主席像，还有参与国徽设计这一历史性的工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于1949年7月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制定，会徽图案由周令钊与张仃（时任中央美术学院系主任）共同设计。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正式使用了这个会徽。与此同时，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还向全国征集国徽方案。考虑到事关重大，便决定暂缓确定国徽，但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必须使用国徽。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多吸收一些专家学者参加设计，以保证质量和效果。
为了更好地完成设计国徽的任务，当时组织了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两个专家小组。周令钊所在的美院组有组长张仃、张光宇三人；清华小组的组长则由梁启超先生的儿子、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担任。最后提交政务院的有三个方案，分别是美院张仃、张光宇方案，周令钊方案和清华梁思成方案。
在张仃、张光宇的方案中，底下是天安门，周围是齿轮、麦穗，中间有一个五角星；梁思成的方案中，周围是“玉璧”，中间也有一个大五角星。
在周令钊的方案中，也有天安门、齿轮和麦穗，所不同的是他在天安门上边画了五颗五角星。“那时，我见过越南的国徽，中间就有一个五角星。所以，为了避免雷同，我就改动了一下。当时国旗图案已经公布了，便就在天安门边上加了五颗星……”正是这一方案，最终获得了国徽审查组的肯定，他们认为周令钊的方案有可取之处，可以以此方案为基础，加以修正和完善。
周令钊说，方案虽然基本确定了，但由于它还是纸上的平面图，天安门、齿轮和麦穗都是草图，画得也比较粗糙，所以下一步的具体成形、浮雕制作，便交给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按照这个草图画了很多图，并从建筑的专业角度画了个完整、准确的天安门图案。另外，他们在成形过程中还做了些改动。比如，把原来周围一圈都是齿轮，改成底下一个小小的齿轮加彩条；原来的麦穗须多，是苏联式的，他们改成了环状块形的，并用中国式的彩带把齿轮和麦穗缠绕起来，从而更具民族性与装饰性……
接着，清华大学的老师高庄担任了国徽浮雕的制作。国徽形象最后确定，这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看到的国徽形象。
国徽制作出来后，虽然与自己的方案略有不同，但周令钊依然很高兴很自豪。他认为我们的国徽在世界上都是站得住脚的，有东方特色，质量和观感极佳，是最好的国徽形象。此后，共青团团旗、少先队队旗也出自他之手。作为国徽设计者之一，周令钊没有想过功劳与荣誉。几年前某报曾在一篇报道中说是周令钊设计了国徽，他看到后立即给报社写信说：“国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只是参加了部分设计工作。”几十年来，周令钊一直这样强调着。
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妻子被蒙在鼓里
作为一个画家，能让人们长期记住其作品无疑是一件很高兴的事，但周令钊却有一批这样的作品，它们不仅受到亿万人的观赏与珍藏，而且人人都离不开它们，这就是人民币。在周令钊的人生履历中，参与设计第二、三、四套人民币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谈起这些“作品”，老人颇为自豪。
第一套人民币诞生于1948年底，是由解放区印钞厂自行设计印刷的。
而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是从1950年开始的。当时，有关部门找到曾设计过边区货币的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罗工柳，提出要设计新版的人民币，罗工柳便找了周令钊作为自己的搭档。
周令钊设计第二套人民币这项工作在当时是绝密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的夫人陈若菊当时也被蒙在鼓里。好长一段时间里，每到周末的下午，银行的车子就来把周令钊接走了。所以，妻子只知道他每到周末就去“开会”了。
就这样，周令钊瞒着妻子陈若菊，住进了北京印钞厂，他和罗工柳专心设计。在分工上，罗工柳是总负责人，周令钊则为总体设计者。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周令钊首先考虑到在设计上要突出民族特色。
“第二套人民币的装饰纹样之所以有一股浓烈的民族气息，是因为那上面采用的完全是我国民族的传统纹样。”周令钊说：“那些日子，我拿着速写本，一遍遍地去故宫、颐和园，从那里的石雕、栏杆、檐角、铜器上寻找图案，有时我在故宫画屋上的檐角，有时我在颐和园蹲在地上画石雕上的花纹，就这样我画了十几个本子，终于从中筛选出了一些比较满意的图案，用得最多的是我国从唐代就出现的一种纹样，即装饰用语中被称做‘唐草’的纹样，这种纹样美观而且可以连绵不绝地画下去，比如环绕着面额的纹样基本都用的是‘唐草’，而2元券背面景框则是故宫的窗棂给我的启发。”
后来，陈若菊也加入到了创作之中。周令钊擅长宏观勾画，而陈若菊则善于精雕细刻。周令钊写实些，陈若菊则装饰味很浓。比如说，画1元券的衬底——燕子桃花，画几只燕子？燕子朝哪个方向飞？这要在讨论中才能定下来，周令钊用铅笔勾的燕子，可能是很写实，而陈若菊则要把燕子画得更有装饰感，因为这样更像钞票。
钞票上的号码看似简单，但其实也很有讲究。首先，要把它摆放在容易看到的位置，其次是背景必须用很淡的色彩。这是因为在印钞厂里，质检员要一个一个地查看，要是背景太重，时间长了就可能会把检验工的眼睛累坏了。但是第二套人民币从1分到10元11种币样，正反22面中的装饰纹样，周令钊都要一个个地画出来，并要画成与真钞同样大小的效果图……这样，当第二套人民币设计完工时，他的眼睛却累坏了，才30几岁就不得不戴上了老花镜。
以后，周令钊又相继参加了第三、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工作。
第三套人民币以人物为主，比如10元币中用的是工农兵形象，第四套则是少数民族题材。
在前三套人民币中，都没有出现领袖人物的形象，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其实，周令钊在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曾在5元币中设计有少数民族群众抬着毛泽东的肖像的画面，1元币的天安门城楼正面和2元币的火车头上都挂有毛泽东的画像。但在报经中央审批时，因为毛泽东不同意而未获通过。
直到1979年第四套人民币中才出现毛泽东和其他领袖的形象，但这也是很偶然促成的。当时，周令钊等人刚设计完50元面额，上面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像，已经是“顶尖”了，突然又临时接到通知，增加100元币的设计。再往上画什么？设计便陷入了僵局。经商量后认为，只能“请”出国家领导人头像了。
由于周令钊过去每年都要为国庆的游行队伍进行设计，那时队伍前总是摆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位领袖的浮雕头像，于是，他立刻有了主意，就在百元币上放上四位领袖的头像，这个设计最后获得了中央的批准……就这样，４位领袖的形象终于出现在了人民币上。
货币和邮票被称为一个国家的“国家名片”，周令钊连续参加了三套人民币的设计工作，这无疑是他美术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作品了。除此之外，他还设计了《狗年》、《四大名楼》、《国庆十周年》等邮票，从而堪称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名片”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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